古文尚书通论辑本 礼记通论辑本

「三夏，天子所以飨元侯也」诸说。其谓「入门而奏肆夏」与家语「入门而金作」，未始不同，即左传所谓「金奏肆夏」也。此等处正不必以牵缀强解为能事耳。(卷四六，页一八—一九)

旅币无方，所以刖土地之宜，而节远迩之期也。龟为前列，先知也，以钟次之，以和居参之也。虎豹之皮，示服猛也。束帛加璧，往德也。

孔氏谓：「往德，北本为任德。」按：当以「任德」为是。又礼器言「尊德」，义亦相近，则非「往德」益可知。(卷四六，页一九)

朝觐，大夫之私觌，非礼也。大夫执圭而使，所以申信也；不敢私觌，所以致敬也。而庭寔私觌，何为乎诸侯之庭？为人臣者无外交，不敢贰君也。

据文义，首言「国君朝觐于邻国，大夫从君而行私觌，非礼也。其大夫执圭专使而聘，所以申信也；亦不敢私觌，所以致敬也。然而庭寔私觌，何为乎诸侯之庭哉？为人臣者，无外交，示不敢贰君也。」自注疏解此文因乡党：「孔子执圭，私觌。」故于「大夫执圭而使」二句，补「聘宜私觌」之义；于「不敢私觌」二句，又遥缴上「朝觐之大夫不宜私觌」之义，甚为迂折，全失本文两所以直下语气。按：古者相见必以礼，故「朝」「觐」「聘」「使」，皆有私觌之礼。记者必以「私」字为不可训，故言此。不知言「私」者，所以别于「公」耳，人臣固不可有外交，私觌不得遂为外交也。记文本属过而曲解之，则又非记文意矣。(卷四六，页二一)

大夫而飨君，非礼也。大夫强而君杀之，义也，由三桓始也。

「杀」乃「降杀之杀」。注疏作「杀戮之杀」，非。孔氏曰：「按三桓之前，齐公孙无知、卫州吁、宋长万皆以强盛被杀。此云『由三桓始』者，据鲁而言。」按：上云「由齐桓公始」「由赵文子始」皆统天下言，非言鲁国，何独此言鲁国乎？辞遁可知。然三桓不见有飨君事，不知记文何据而云？(卷四六，页二二)

诸侯之宫县，而祭以白牡，击玉磬，朱干设钖，冕而舞大武，乘大辂，诸侯之僭礼也。台门而旅树，反坫，绣黼，丹朱中衣，大夫之僭礼。故天子微，诸侯僭。大夫强，诸侯胁。于此相贵以等，相觌以货，相赂以利，而天下之礼乱矣。诸侯不敢祖天子，大夫不敢祖诸侯。而公庙之设于私家，非礼也，由三桓始也。

「白牡」「大路」,皆指周言。郑氏谓:「殷天子礼。」盖因明堂位「殷白牡」及「大路，殷路也」而云。不知鲁颂：「白牡骍刚。」顾命：「大辂在宾阶面。」周何尝不用「白牡」「大路」乎？明堂位之言决不可信。且亦未闻殷诸侯有僭礼者，郑氏之言何其不审量而出乎？「绣黼」，谓衣领上刺绣为黼形，释器所谓「黼领」是也。「绣」即尚书「黼、黻、絺绣」之「绣」。郑氏改「绣」为「绡」，非。孔氏曰：「五色备曰绣，白与黑曰黼，不得共为一物，故以绣为绡。」按：「白与黑曰黼，五色备曰绣」，此考工记云。对举则其义如是，分言则「绣」为「黼形」，何以不可共为一物之有？「诸侯」五句文亦主三桓而言，以其祖桓公，而以桓庙设于私家也。故言「大夫不敢祖诸侯」，而先以「诸侯不敢祖天子」作起，故于「大夫」下有说，而于「诸侯」下无说也。于诸侯无说者，鲁有文王庙，自周公时已有之矣。然据正义：「诸侯不敢祖天子，大夫不敢祖诸侯。」此二语凛如冰霜烈日，不独「大夫祖诸侯」之非，而「诸侯祖天子」其非自同。不得以鲁有周庙，郑祖厉王遂谓：「大勋懿戚所宜有也。」孔氏于「大夫不敢祖诸侯」引左传「凡邑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」以为之说。左传乃春秋时制，不可援以说礼也。(卷四七，页三)

天子存二代之后，犹尊贤也。尊贤不过二代。

此节之义向有两说：一云二王之前，更立三代之后为三恪。据乐记：「武王克商，未及下车封黄帝、尧、舜之后，及下车封夏、殷之后也。」一云二王之前，但存一代，通二王为三恪；存三恪者，不过于三以通三正。此据左传「封胡公，以备三恪」之语也。崔氏曰：「郊特牲云：『存二代之后，尊贤不过二代。』又诗二王之后来助祭。又公羊说云：『存二王之后，所以通三正。』以上皆无谓。『二王之后为三恪』之文，若更立一代通备三恪，则非『不过二代』之意。左传云『封胡公，以备三恪』者，谓上同黄帝、尧、舜，非下同夏、殷为三恪也。」此主前一说也。唐天宝议曰：「按二王三恪，经无正文。崔灵恩据礼记陈武王之封，遂以为通存五代，窃恐未安。今据二代之后，即谓之二王；三代之后，即谓之三恪。武王所封，偶契二王之后，非历代通法。故记云『尊贤不过二代』，示政必由旧，因取通已为三也。其二代之前，第三代者，虽远难师法，岂不得录其后？故亦存之。因谓之三恪。左传云『封胡公以备三恪』是也。是知无五代也。」此主后一说也。今列之于上，以备参考。然此等之礼，亦第可行于周，而不能通其说于周以后何也？如秦亦一代，汉兴将与周并封之乎？是则所谓「天子存二代之后」者，亦非百世通行之礼矣。又按：崔氏之说与记文之义相合，徐伯鲁本之，故曰：「存夏、殷二王之后，而封黄帝尧舜之后，谓之三恪。」通典之说与记文相违，郝仲舆本之，故云：「凡古神明后，先王皆欲存之。今谓尊贤不过二代，何居？」(卷四七，页七—八)

君子南向，答阳之义也。臣之北面，答君也。大夫之臣不稽首，非尊家臣，以避君也。

「君之南向，答阳之义」，所谓「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」是也，非为答臣之故。若「臣之北面」，则为「答君」故也，又非「答阴之义」，语似对而义实异。大夫为诸侯之臣，于其君不使稽首，所以尊诸侯也。诸侯之为天子之臣，于其臣必用答拜，所以尊天子也。然则实似大夫尊家臣，诸侯尊大夫矣，恐致后如鲁之政逮于大夫与三桓，子孙微则奈何？故有制礼本善，而积久不能无弊者，此类是也。记文曰「非尊家臣」，此一语殊有关系。(卷四七，页一○)

孔子曰：「三日齐，一日用之，犹恐不敬；二日伐鼓，何居？」

家语云：「季桓子将祭，齐三日，而二日钟鼓之音不绝。」与此文合。(卷四七，页一一)

孔子曰：「绎之于库门内，祊之于东方，朝市之于西方，失之矣。」

郑氏诸解多混「祊」「绎」为一。又以「祊」为「祭于门外」，且以为「绎，祭于门外」皆误。凡祭，从无在庙门外者。楚茨诗曰：「祝祭于祊。」毛传曰：「祊，门内也。」释宫曰：「閍，即祊。谓之门。」李巡曰：「閍，庙门名。」孙炎曰：「祊，谓庙门也。」其「谓之门」「谓之庙门」者，皆指「门内」非「门外」也。假如言「堂」言「室」，自谓「堂内」「室内」，非「堂外」「室外」可知。本篇后云：「索祭，祝于祊。不知神之所在，于彼乎于此乎？或诸远人乎？祭于祊，尚曰求诸远者与？」盖室与堂庭在内为近，庙门在外为远，故曰「求诸远」也。祭统曰「诏祝于室，而出于祊」，盖本此「求诸远」之文，以「远」为「出」，谓「由室出也」。礼器曰：「设祭于堂，为祊于外，故曰：于彼乎？于此乎？」亦本此「求诸远」之文，以「远」为「外」，谓「堂之外也」。今本文谓「祊之于东方为失」，则祊宜在庙门内之西方也。此经传言「祊」义也。春秋宣八年：「壬午，犹绎。」縠梁曰：「绎者，祭之明日之享宾也。」公羊曰：「绎者何？祭之明日也。」祭义曰：「祭之明日，明发不寐，享而致之，又从而思之。」尔雅曰：「绎，又祭也。」丝衣诗序曰：「绎，宾尸也。」今本文谓「绎之于库门，为失」，则绎应在庙门内，在库门内是庙门外也。下云：「库门之内，戒百官也。太庙之命，戒百姓也。」则库门在庙门外可知。又家语：卫庄公变宗庙，易市朝。高子问孔子，孔子答之如此云。此经传言「绎」之义也。总而论之，「祊」与「绎」名不同也。「祊」是「求索于门」之义，「绎」是「绎思无已」之义，义不同也。「祊」是「今日之祭」，「绎」为「明日又祭」，时不同也。「绎」不可在库门内，「祊」不可在东方，地不同也。则「祊」与「绎」其不可混也明矣。郑氏于楚茨诗曰「祊，门内平生待宾客之处，孝子不知神之所在，故博求之，礼宜于庙门外之西室」，又以「祊」为「门外」矣。于楚茨诗曰「与祭同日」，既以「祊」为「祭之日」矣。于礼器「为祊乎外」曰：「枋祭，明日之绎祭也。」又以「祊」为「祭之明日」矣。于此章曰「此二者同时，而大名曰绎」，与下文「索祭祝于祊」曰：「谓之祊者，以于绎祭名也。」则又混「祊」于「绎」矣。于此章曰：「绎又于其堂，神位于西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绎祭之礼，当于庙门外之西堂。」则并以「绎」为「门外」矣。凡如是之错乱无定，不一其说者何也？盖由误泥祭统「出于祊」与礼器「为祊于外」之文，而认「祊」为「门外」也。然又见言「祊」之文本在门内，于是以「门内之祊」属之「正祭」，而「门外之祊」则属之于「绎」焉，故不难混「祊」于「绎」；既以「祊」属之于「绎」，又不难以「祊」为「祭之明日」；既以「祊」为「门外」，又不难并以「绎」为「门外」，其相因致误如此。孔氏曰：「凡祊有二种，一是正祭之时，既设祭于庙，又求神于庙门之内。诗楚茨云：『祝祭于祊。』注云：祊门内平生宾客之处，与祭同日也。』二是明日绎祭之时，设馔于庙门外之西室，方谓祊。即上文云『祊之于东方』，注云：『祊之礼，宜于庙门外之西室是也。』此循郑之？。其解礼有若儿戏。而陈氏礼书、严氏诗缉悉本之。」呜呼!郑氏释礼不惮一人而先后异词，一事而彼此异义，故礼文因郑氏之注而紊乱寔甚矣。陆农师及近世朱汝砺亦皆驳郑「纺」「绎」相混之非，然未尝为之考订「祊」「绎」之正义，与郑所以致误之由，及凡祭从无在庙门外者，则人终未能晓然，故详辨之如此。(卷四七，页一三—一五)

社祭土而主阴气也。君南乡于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。日用甲，用日之始也。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，以达天地之气也。是故丧国之社屋之，不受天阳也。薄社北牖，使阴明也。

按：「社」是祭地名，与「郊」祭天为对立。社祭地，因名「社」，犹于郊祭天，因名「郊」也。记文此节及下节是言「社」，「天子适四方」以下是言「郊」，其文亦两两相对。如「郊」曰「大报天而主日也」，「社」曰「社祭土而主阴气也」。「郊」曰「兆于南郊，就阳位也」，「社」曰「君南乡于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」。「郊」曰「郊所以明天道也」，「社」曰「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」。「郊」曰「用辛」，「社」曰「用甲」。「郊」曰「大报本反始也」，「社」曰「所以报本反始也」。则「社」为「祭地」明矣。至所谓「社稷」者，稷统五谷而言，以其首种先成也。稷从土生，故稷附于社，土以生稷，故祭社亦兼祈报农事也。荀子曰：「社，祭社；稷，祭稷。」然祭社必及稷，祭稷必及社，故有言社而该稷者。召诰：「戊午，乃社于新邑。」马融曰：「言社则稷在其中。」是也。其于祈谷农事，有单言社者：诗甫田曰：「以社以方。」云汉曰：「方社不莫。」是也。有兼言社稷者：载芟诗序：「春藉田而祈社稷。」良耜诗序：「秋报社稷。」是也。是故王者有天下，必立社。此「社」即记文所谓「大社」也。此外惟「亡国之社」，即记文所谓「丧国之社」及「薄社」也。立亡国之社，所以寓鉴戒之意。而侯国亦社之，侯国以本朝之社，谓之「周社」。见左传。其「亳社」，春秋书「亳社灾」，左传「阳货盟亳社」，此鲁之「亳社」也。左传「鸣于亳社」，此宋之亳社也。又左传「闲于两社」，杜注谓「周社、亳社」，是也。是王者祇有「大社」及「亡国之社」，别无他社明矣。自祭法：「王为群姓立社，曰大社。王自为立社，曰王社。诸侯为百姓立社，曰国社。诸侯自为立社，曰侯社。」其云「大社」「国社」是已，云「王社」「侯社」则杜撰之名，他经传无见也。因而自汉以后，类皆二社亡国社不立。一稷，议者纷然，或欲合二社以为一；或欲异二社之所向，其于王社，或谓：「建于大社之西」；或谓：「建于藉田」；或谓「在库门内之右」，皆莫能定其处。陈用之又谓「王社、侯社为国中之土朮，无预农事，不置稷。大社、国社，农之祈谷在焉，皆有稷。」凡此者，皆祭法之言误之也。至于周礼大司乐：「夏日至，祭泽中之方丘。」不言社而言地，非也，而「方丘」之名亦无稽。又昭二十九年，左传：「句龙为后土，后土为社，为五祀之一。稷，为田正。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。周弃亦为稷。」国语亦云：「农能植百谷，周弃继之，祀以为稷，后土能平九州岛，祀以为社。」祭法本之。亦皆不经，未敢信。而郑氏谓：「社，五土之神。稷，为原隰之神，是谓地神。其祭配以句龙、后稷。」贾、马、王之徒谓：「社祭句龙，稷祭后稷。」是谓人鬼纷纷，各主神鬼以相争难，皆一扫而空之可也。若郊则惟天子得祭，而社则自天子至庶民皆得祭之。所以然者，尊父亲母之义也。大夫不得别立社。祭法云：「大夫以下，成群立社曰置社。」谓大夫以下，成群是也。置社，立社之名。亦杜撰。说者谓：「大夫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，庶民则二十五家为一社。」见杜注。后世里社即其遗意也。下云：「惟为社事，单出里。」左传云：「书社」「千」「清邱之社」。月令云：「仲春，命民社。」此皆言「民社」也。下云「惟社，邱乘供粢盛」，此言大夫社也。凡「郊」「社」之义，郊特牲为近古，故予以是为主，而详注其说焉。此云「日用甲」，而召诰「用戊」则不同。(卷四七，页一六—一九)

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，故教民美报焉。家主中溜而国主社，示本也。惟为社事，单出里。唯为社田，国人毕作。惟社，邱乘供粢盛，所以报本反始也。

「唯为社事，单出里」，此言民社也。郑氏执周礼：「都鄙，公卿大夫之采地。」谓：「往祭社于都鄙。」非也。「唯为社田，国人毕作」，此言天子诸侯社也，为祭社田猎也。「唯社，邱乘共粢盛」，此言大夫社也。疏引皇氏谓：「大夫以下无藉田，故以邱乘之民共之。」是也。(卷四七，页二○—二一)

季春出火，为焚也。然后简其车赋，而历其卒伍，而君亲誓社，以习军旅。左之右之，坐之起之，以观其习变也；而流示之禽，而盐诸利，以观其不犯命也。求服其志，不贪其得，故以战则克，以祭则受福。

此因言社而及田猎之事。盖以凡田者，必誓于社，以习军旅故也。下以「祭则受福」句，泛言田猎获禽以祭之事，非单指祭社也。周礼大司马：「仲春，搜田、祭社。」即袭此文为说，而易「季春」为「仲春」。其云「祭社」，即附会「以祭则受福」之文也。郑氏执周礼解此文，亦以此为「田以祭社」，既已自谬，又见周礼「祭社」是「仲春」，心疑此云「季春」为误，于是又执司爟：「季春出火，而民用火。」遂谓记者误以「季春出火」为「亲誓社」，如是则其「田以祭社」者，自在仲春，而非季春矣。不知司爟「季春出火」，亦即袭此文也。况豳诗田事本行于季月，周礼之「仲春」岂可为据？乃谓作记人为误。呜呼!周礼出西汉之末曾，是周秦闲人而误读之乎？既取周礼「仲春」之事，以此「季春」为误；又取周礼「季春」之事，以此「季春」为误，令作记之人直无处开口矣!(卷四七，页二二—二三)

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。兆于南郊，就阳位也。扫地而祭，于其质也。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于郊，故谓之郊。牲用骍，尚赤也。用犊，贵诚也。

「天子适四方，先柴。」诸本多别为一节，郝氏本合之，皆作「郊祀之礼」，谓此为「在外告天之礼」，以下为「每岁祭天之礼」，从之。孔氏谓：「易说曰：『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夏正建寅之月也。』此言迎长日者，建卯而昼夜分，分而日长也。」按：此文本谓王者郊祭在子月冬至之日，故云「迎长日之至」，此自为不易之典。周礼大司乐「冬日至，祭天于圜丘」，即袭此为说，而易「郊」以为「圜丘」，郑见周礼与此不合，故以彼为「子月，祭天于圜丘之事」，此为「寅月，郊天之事」，「郊」自「郊」，「圜丘」自「圜丘」，也不知经传从来言「郊祀」「郊社」，其事祗行于郊，所谓于郊，故谓之「郊」者，别无有「圜丘」之名。「圜丘」，周礼杜撰之说也。王子雍以为「郊」即「圜丘」，「圜丘」即「郊」，犹不能出周礼之致围耳。郑既用易纬之说，以此为「建寅之月」，而于「迎长日之至」句无以通之，则曰：「建卯而昼夜分，分而日长。」按「长日之至」，谓前此日已极短，自冬至而日长复至焉。月令以「夏至」为「长至」。「至」作「极」解，此「至」作「到」解，又不同。此第以日之长短论也。若云「建卯昼夜分，而日长」，则以日与夜较而分长短矣。其一味欺世，不顾有识者勘破如此。且以寅月而即迎卯月之日，抑何豫事乃尔？又可发哂也。「天报天而主日」，天体为阳，日又阳气也。长日至又阳气始生也，故曰：「主日。」犹上云：「社祭土而主阴气也。」祭义云「大报天而主日，配以月」者，盖天地虽分祀，而祭天之时，地亦从祀，则主日亦宜配以月耳。周希圣谓：「大报天，当以昊天为主。此言主日，误。」郝仲舆谓：「以日主天，则是日尊而帝反卑。」此皆油其辞而不能通者。然则「社祭土而主阴气」，何不亦驳之云：「主阴气，误。」「阴气尊而土反卑」乎？若郑谓「天之神，日为尊」，此本周礼「天神」为说，殊诞。周、郝之说又误于郑耳。「兆于南郊，就阳位也」，南方为阳，人君南郊行郊礼，答阳之义，犹上云：「君南乡于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。」郑氏曰：「日，太阳之精也。」蒙上「主日」之义解，又误。(卷四八，页一—三)

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日以至。

郑氏曰：「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，阳气新用事，顺之而用辛日。此说非也。郊天之月而日至，鲁礼也。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鲁以无冬至，祭天于圜丘之事，是以建子之月郊天，示有事也。用辛日者，凡为人君当齐戒自新耳。周衰礼废，儒者见周礼尽在鲁，因推鲁礼以言周事」。按：郑谓「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，此说非」者，此董仲舒、刘向之说也，不知其说正是。何则「日以至」即上「长日之至」，同指「冬至之郊」？言郑执周礼「圜丘」之说，以「郊」与「圜丘」异，故以上节为「寅月之郊」，曲解「长」字，谓「迎卯月长日」。而此云「日以至」，并无「长」字，则其为「日至」更无以辨矣，于是不得已以为「子月之冬至」焉。然又意此为「子月」，不仍混于周礼之「子月」乎？于是以为非「子月之圜丘」而「子月之郊」焉。然又意王者从无子月祭圜丘，又子月郊者，于是以为鲁无子月之圜丘，而有子月之郊焉。然又意本文明云「周之始郊日以至」，安得以为鲁事乎？于是驳记文曰：「周衰礼废，儒者见周礼尽在鲁，因推鲁礼以言周事焉!」鸣呼!其作伪亦良拙，而其用心亦良苦矣，则皆误信周礼之过也。诸儒自王子雍而下，亦多知郑解上节为「寅月之郊」之非，及解此节为「鲁郊」之非，然终不知周礼之「圜丘」不足据，故其言多格格不达，又不得郑之隐意，亦不能尽发其纰缪，而使人信也。孟子曰：「我知言」，盖以此哉。董仲舒、刘向解「冬至」不误，而解「辛」字为「阳气辛用事」亦非也。郑非其言冬至，故亦不用其解「辛」字之说，而别以为「人君当齐戒自新」，尤非也。夫凡祭独不当齐戒自新乎？王子雍用董、刘之说，又曰：「始者，对建寅祈壳之郊为始。」张子厚曰：「自冬至之日，以乐降神，为郊之始，而未祀；既降神，乃用辛日，而祀。」陆农师曰：「郊之用，绝句。言郊之用者，辛也。今周之始郊日以至。」已上诸解亦皆迂折且失语气。陈可大曰：「问郊之用辛者何谓？谓周家始郊祀，适遇冬至之辛日，自后用冬至后辛日也。」此解于上下文意贯通，呼应了然，尝谓「解经以后出而胜者」此也。第谓「自后用冬至后辛日」犹欠分明，冬至后三辛皆可用，但必卜之。故春秋书「卜郊」，壳梁传有「上辛」「中辛」「下辛」之说也，下云「卜郊」，亦是也。徐氏集注既用陈解，又谓记文以「用辛」为非礼，记文无非之之意。王者之郊惟冬至为最大，此正郊也。外此则孟春祈壳，亦名郊，此郊之小者，犹之「夏大雩」之类耳。「冬至之郊」以郊特牲此文为正，「孟春之郊」则月令：「孟春，元日祈谷于上帝。」及左传：「孟献子曰：祀郊后稷，以祈农事。是故启蛰而郊。」是也。然此孟献子言「郊」，月令不言「郊」也。王子雍虽分「冬至」「建寅」为二郊，以排郑说然王者实惟一郊而已，其正郊与非正郊，王有所未达耳。(卷四八，页六—八)

卜郊，受命于祖庙，作龟于祢宫，尊祖亲考之义也。卜之日，王立于泽，亲听誓命，受教谏之义也。献命库门之内，戒百官也；大庙之内，戒百姓也。